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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txt格式

归档日期:08-27       文本归类:地形匹配制导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5年7月版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圣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而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

  不是说当时中国的造船业只能达到这个水平,中国此时也造出过比战船更大更坚固的远洋商船。这里就涉及到邓奏中提到的“部定则例”。清朝的战船样式大体是在乾隆年间固定下来的,并用“工部军器则例”、“户部军需则例”等条规确定其样式和修造军费。这就自我限制了战船的发展。各地没有更多的钱去制造更大更好的军舰。为了保持水师战船对民船的某种优势,清朝又反过来规定民船的大小尺寸,限定民船出海时火器、粮食、淡水的携带数量。这么一个循环,严重滞碍了中国的造船业、航海业的进步。

  二、明末清初,中国在引进西洋大炮时,同时也引进了“开花炮弹”(一种爆破弹)的技术。然而这种技术,为御林军专有,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初炮弹,几乎全为“开花炮弹”。然而,久不使用,就连统治者本身也都忘记了,至鸦片战争时,别说一般的官员,就连主持海防的林则徐和当时的造炮专家黄冕,都闹了不知“开花炮弹”为何物的大笑话。战后清王朝据实样试制,实际上是第二次引进。到了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发现明末所遗“开花炮弹”之实物,不禁感慨万千,谓西洋“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再进一步细心考察,又会发现,康熙朝以后的清军武器装备,不仅在性能上没有大的突破,而且在制造质量上也明显地呈现下降的趋势。

  这就涉及到清朝的武器装备管理体制。清朝的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大抵始建于康熙朝,至乾隆朝臻于严密。这种制度首先规定了清朝各种兵器的型制,其次根据型制规定其制造工艺,最后根据型制和工艺规定工价、料价。尽管这种体制有利于清军武器的制式化、一体化(实际上种类还是偏多),适应当时清朝财政支出制度化的要求,也减少了官员从中舞弊的机会,但却窒息了新武器的研制和新技术的运用。

  在这种制度下,新武器的研制在一开始就以不合规定而被拒绝,新技术、新工艺又因不合规定而被排斥,最后又用权威的价格将一切新因素封杀出局——不合规定不准报销!长久的和平,使清朝统治者们忘记了未来战争的大课题,他们从未制定过长期的武器装备研制计划。

  清朝是靠武力而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军队是其支柱。但是,当时清朝没有警察,高度中央集权也不准建立地方性的内卫部队;维持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秩序就成了清军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务。从外部环境来看,尽管清朝数次在边疆地区用兵,康熙年间还在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作战,但在“四裔宾服”之后,清军并无强大的固定的对手。颠覆清朝的力量在内而不在外。这些决定了清军的基本职责是防民为主,内卫为主的性质。

  战争的到来并不能取消各地守军平时的任务,相反,局势的紧张使统治者们觉得更有必要监视民众,以防乘机生事。因此,即便在交战地区,当地清军并不能全部取消原先的汛塘哨卡,而集中兵力;只能在这些汛塘哨卡中抽调一些兵弁,组成临时编制的部队,准备应战。抽调是鸦片战争中清军集结的唯一方法,各将军督抚从本辖区内地调兵增援海口,用的就是这一办法,清军从内陆各省区调兵增援沿海各省,用的也是这一方法。

  尽管清军的编制非常不适应近代战争,但是,总兵力80万毕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鸦片战争中也毕竟集结了10万军队,与英国远征军最高兵力时的2万人相比,仍为绝对优势。

  然而,有一项因素致使上述态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这就是上节提到的英军舰船。

  英军“船坚炮利”,是当时清朝上下已经达成的共识,而在此共识之下,放弃海上交锋又成为清军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清军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只能在陆地被动地等待对方的进攻。

  英军的舰船不仅是凶猛的进攻手段,而且是高效的运输手段,英军由此可重复使用其数量有限的军力。一艘战舰使用两次等于两艘。一名士兵参战两次等于两名。清军因其陆上调兵速度比不上英军的海上调兵,且不知英军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指导方针,只得处处设防。也就是说,全国几千里海岸线,都是其防御的范围。

  禁烟是禁英国等国贩运之烟,然而,各地官员在奏折中竟全然不提英国可能对此事作出的反应。这说明清朝的上下当时还未把禁烟与中英关系联系起来看,暴露出他们对鸦片走私情况的懵懂,对国际事务的无知。

  1838年马他仑来华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用武力的方式表明,英国对其贸易利益(主要是鸦片贸易利益)是不苟惜诉诸武力的。可惜,清王朝上下,无人识得这个信号的真切意义,致使后来陷于被动。

  就在这一天上午,钦差大臣林则徐接到义律的禀帖,表示愿意交出鸦片。林为此而松了一口气,自3月18日以来与外国商人的对抗,总算是有了结果。但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没有意识到,驻华商务总监督给钦差大臣的第一份禀帖,改变了林则徐使命的性质,即由针对境内外国人的反走私行动,变成中英两国官员间的交涉。

  同是在这一天,林则徐还收到商馆里各国商人集体签名的禀帖,声称林则徐谕内所指各事,多涉紧要,难以理论,因此禀恳林则徐找他们的领事、总管“自行办理”。林也没有发现其中的奥秘。此后各谕令,不再绕过行商,也不再直接对着外国商人,而是发给他们的领事或总管。也就是说,从这一天之后,林则徐面前的对手,不再是作为个人的外国商人,而是站在他们背后的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

  自1839年9月1日林则徐疏言分析“边衅”之后,再也没有在奏折中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他虽不时地报告英方行动的传闻,但总是认定为“恫喝”,并称之“谅亦无所施其伎俩”。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达4艘,而林则徐在奏折上却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竟将一次即将到来的战争,判断为一次大规模的鸦片武装走私。他在表明已作防范后,又用道光帝的语言来安慰道光帝,“诚如圣谕,‘实无能为’。”而这份报平安的奏折离开广州后不到10天,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而这份报平安的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7月17日,英军已占领舟山12天了。

  从今天通行的严格的意义上划分,九龙之战和穿鼻之站,使中英两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

  但是,林则徐根据其掌握的翻译资料,自以为只是与未获国主命令而私邀来华的英舰以及不遵国主法令的英国走私商船之间的交战,而不是与英国的战争。他的这种认识,可见于他于1840年1月18日发出的《谕英国国王檄》。而义律此时尚不知他自1939年3月27日缴烟以后的举动,是否为英国政府所批准,认为这些只是保护本国商人的武装行动,开战后也未采用当时西方交战国惯行的种种外交行动,而仍与林则徐保持某种公文往来。他一直到1840年2月,才奉到巴麦尊的对华用兵的训令。

  因此,尽管战争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但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戏已开演。考虑到双方的这种认识,本书仍将鸦片战争的爆发时间定于1840年6月下旬,即英国远征军大批开到之时。

  “剿捕档”是用来抄录平叛镇反事件谕旨的簿册。设此档的目的,在于此系军国大事急迫紧要,恐混同于“上谕档”而查寻不便,故别置一册。可是,将与英国的战争等同于评定叛乱,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的人们的这种分类法,不仅再一次提示我们当时人们“天下”观念,而且也隐隐展露出当时人们对此类事件的理所当然的处置原则。

  根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儒家原则,战争的一切决定权都应出自圣裁。而今天看来如此缓慢的通讯速度,在对付地方造反、边境叛乱等传统战事时,已显露出弊端,但大体还能应付过去。可是,在这场由近代化的敌手发动的鸦片战争中,驿马的速度相对于军情的顿变,则是过于缓慢了。清廷的决策往往比实际慢半拍,甚至慢一二拍。

  相对于鸦片战争中许多地方大吏匿情不报而言,伊里布可谓是大体诚实的。他的高明之处,也就在这种诚实之上。他在奏折中将懿律等人的照会全部附呈,实际上也就将所有的难题统统上交,从而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唯一可行的。他不像某些大吏在奏折中一味大话,结果无所措手;他始终保持了某种低姿态、低嗓门。正因为如此,他后被革拿送京审讯时,并未收到过重的处分。

  如果说伊里布对道光帝隐瞒了什么,那就是隐瞒了他的内心。他已经看出军事上的对敌绝无希望,但就是不说,使得中枢不能及时地明了前线的实情。而后来的形势变化,又使他欲说不能。

  这里面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在研究伊里布的这段经历时,是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道光帝从诚实到欺骗的过程。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的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在当时的官场中,捏谎粉饰盛行成风。过去的人们往往从忠君观念出发,批判臣子们的“欺君”行为。但是,若冷静地想一想,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我这里决无意为伊里布的谎言辩护,而是指出,对促发这种谎言的体制和君主也应当批判!

  由于伊里布并没有说出真情,由于当时的人们不了解也无从了解真情,社会对他的批判,自然(甚至必然)出自道德的角度。就连20年来一直对他深信不疑的道光帝,此时也不能了解他的想法,派裕谦多方调查,最后怀疑他是否接受了英方的馈赠。1841年5月3日,道光帝收到裕谦的密片,称英方“另有送张禧(喜)礼物,因其秘密,即同去的陈志刚亦不得祥……”以为其中必有勾当,立即下令将伊里布革职,命其携张喜进京听训。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人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伊里布的行为进行深层的思索,这是另一种不幸。

  从以后的各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清朝的前敌主帅后来无不循从伊里布这半年多的道路,包括对他批判甚严的刘韵珂和颜伯焘。这其间的差别在于,后人多在战败之后倾心妥协,而行延宕之计、欺骗之策,伊里布以其聪黠在未交战之前便悟出此道。

  后人的效法证明了伊里布的做法有着那个时代的“合理性”。也因为如此,这位革职拿问发遣军台的阶下囚,未等到8年,而是定罪后的8个月,便东山再起。

  让人吃惊的是,余保纯在送交上引照会时曾与义律交谈,他提到这么一件事:余曾问广州的大员们,若道光帝不同意通商,决意开战,将会怎么样?广州的大员们答复,圣意不可违,但开战可在广州以外的地区进行,通商也不必因此中断而可继续进行。

  ……平心而论,魏、徐、梁是当时最先进的的思想家。他们从一个封闭的容器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一种文明(徐继畲最为突出)已是石破天惊之举。由此为基点,稍稍进步,便可登堂入室,领略新风光。然而,我们今天认为尚不够完美的著作,当时被许多人视之为“夷”张目而鄙视。在“天朝”的文化人中,他们是孤独的,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然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国的方向,又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是时代与社会间的落差。后来,《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浮海东瀛,识货的日本人为之翻刻,对日本维新思想的发生发展多有帮助,这又是魏、徐两氏始料未及的。

  魏源、徐继畲、梁廷枬的思想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思想资料。“天朝”中有难以计数的书籍,独缺“夷”人“夷”事之作。美国的赠书为耆英谢绝,法国的留学又被黄恩彤婉拒。魏源等人苦无材料,到处托人求人。他们并不知道,就在北京,有着他们急需的大批图书。

  1845年,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增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余册(幅),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这些图书可分成21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等,仅地图就有22幅,另有地图册13本。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了。13年后,1858年郭崇焘至北京,闻之大为感慨:“若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一名官员还向郭透露,当年他曾向军机大臣祁寯藻提议译书,祁表示反对,理由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由于清朝的灭亡,这批图书大多佚失,今存北京图书馆有20余册,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地图7册、地图册10余种。设或这批图书被译为中文刊行,设或魏源、徐继畲、梁廷枬能读到这批图书,其思想是否会有质的嬗变?

  相比起魏、徐、梁,洪仁玕的机会要优越的多。他在香港多年,曾充布道师。1959年,他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作《资政新篇》呈天王洪秀全,建策达28条之多,实为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政经改革方案。读之令人鼓舞。可他做个军师、干王、总理朝纲后又怎么样呢?在《军次实录》、《英杰归真》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洪仁玕。在这一变化中,难道完全是洪仁玕的个人选择?其中又有多少历史背景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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